“外面明明是春天，但我的心卻是寒冬？”這句經典臺詞簡直就是中國制造業如今真實的寫照。從去年冬天開始，中國大陸沿海地區以及江蘇等地先后出現代工廠倒閉潮，如今冬去春來，中國制造業不但沒有迎來春天，形式卻更加嚴峻。

據國內媒體報道，春節前夕，日本知名鐘表企業西鐵城在華生產基地宣布清算解散，千余名員工被解除勞動合同；幾乎同時，微軟計劃關停諾基亞東莞工廠和北京工廠，裁員幅度達到9000人。另外，其他一些知名外資企業，如松下、夏普、TDK等均計劃進一步推進制造基地回遷本土之計劃，而三星、富士康、耐克等國際知名企業也受大陸成本壓力紛紛向東南亞地區設立工廠。

其實，產業鏈上的優勝劣汰甚至魚死網破，本來就是物競天擇式自然規律，不該有如此轟動性效應，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這種效應如瘟疫般在中國大陸肆意蔓延，加劇了中國制造業群體性的焦慮，同時，也證明了一些制造業企業根基之薄弱、從業人員技能之匱乏，他們更喜歡把精力花費到策劃罷工之上，而不是去進行知識儲備。

誰動了中國制造企業的根基？

著名經濟學家郎咸平早在10年前就提出了“非常6+1”理論，即把整個產業鏈劃分為7個部分，其中有6個環節是高利潤環節，占比99%，且掌握在歐美企業手中，而中國的制造業則處于產業鏈最低端，不但利潤微薄且要拼盡血汗，且要付出環境的代價。總之，在郎教授的眼中，中國是一個制造業大國，但絕對不是制造業強國。

如今外資紛紛撤離大陸主要是受10年來中國經濟環境的壓迫。回首這十年，制造業等實體經濟在中國非常不受待見，而政策導向性也讓中國制造的處境頗為尷尬，其中，最該控訴的應該就是房地產經濟。

誠然，以房地產和城市建設為代表的投資拉動式方式，對中國經濟增長起到了階段性、短期性作用，但卻無法給中國經濟帶來可持續發展的動力。而實體制造是個毛利率非常低的行業，而且要在前期投入大量人力、廠房、設備資源，還要受制于客戶地不斷壓榨，一般來說，很多制造業的毛利率要低于5%。強悍如富士康給蘋果代工也僅能分到2%的利潤，但這個企業卻要承擔蘋果供應鏈中最繁瑣的環節，適當的時候還要替蘋果背一些黑鍋。

正當中國制造業苦苦掙扎于個位數的利潤之時，房地產經濟卻能高調宣布能輕松攫取30%的利潤，這讓苦逼的制造企業心理大面積失衡，最直接的結果就是海爾、康佳等知名制造業也都計劃進軍房地產，而一些央企也想趁機撈上一筆。針對資本進入房地產，特別是央企和大型制造資本，國家曾設有明確限制，但依舊不能改變“房地產最受資本青睞”的格局。

更可怕的是，房地產也僅僅是這個國家畸形虛擬經濟的其中之一，全民投機炒股，琳瑯滿目的成功學培訓機構，每年翻修一次的城市道路…這些機構和政策把大量的民間資本全部吸走，留給制造業的空間越來越小。可以說，經濟的大環境耽誤了中國制造業的升級換代。

當然，陷入困境的中國制造業肯定也有自身的問題，最致命的缺陷就是缺少對未來的布局，此外在技術演進、干部培養、成本控制機制以及自動化研發等方面也沒有做好功課，制造業注定將無法順利進行產業升級。

誰動了中國制造員工的飯碗？

大量制造業倒閉，或者毫無征兆的解除合同，影響的不僅僅是幾家企業和地方出口額，更要命的話題是，企業中的員工該何去何從？如前文所述，郎咸平痛斥中國正處于產業鏈的最低端，利潤微薄，污染環境，但他卻忽略了一項最重要的不良影響，那就是人才的培養。眾所周知，流水線上的工作是一個體力話，沿海打工者基本上是來自農村的青壯年主力，他們把最該學習的時光奉獻給了枯燥、單調的工作，我們不禁要問：十年后，誰來幫中國制造業升級？

沿海地區很多制造企業都采用計件工資制度，流水線員工們為了賺取更多的工資，主動壓縮休息時間，像上了發條一樣機械苦干，但因身體過于疲憊，總量仍不盡如人意。對于年輕人來說，上夜班是最痛苦的事情，每次看表都只過了5分鐘，流水線就跟永動機一樣，好像永遠也不會停止…這些細節基本構成了流水線工人的一天。

因工作過于單調、枯燥，員工需要付出極大的精力去應付，自然，下班之后，他們不可能再去自主學習，更會認為公司開辦的培訓課程就是一種負擔，他們只想盡快看到自己的男女朋友，然后去開房，痛痛快快地打一炮，周而復始，無休無止。這種糟糕的工作生活狀態，不單消耗了員工的青春，更是阻礙了他們向上流動的通道，于是員工們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于工資和加班費。

最近幾年，筆者常看到員工罷工的新聞，比較奇怪的是，他們爭取的不是休息日，而是加班，因為更多的加班，意味著更多的收入，很多制造業的員工常常選擇呆坐在流水線上2個小時，消耗生命。

一些中國制造企業倒閉后，總會引發員工抗議事件，他們值得同情，duang得一下就丟了工作，真得很可憐，但這種可憐來不僅來自于制度和環境，更源于他們自身的生活價值取向。要改變這種狀態，唯一的出路就是員工要隨著企業一起升級。

比如現如今流行的工業4.0概念，包含了由集中控制向分散式增強型控制的基本模式轉變，目標是建立一個高度靈活的個性化和數字化的產品用戶服務的生產模式，簡單來說，工業4.0時代將會有更多的智慧型、自動化工廠出現，屆時大批的傳統工人將會下崗，機器人會讀懂SOP且能完美地完成組裝動作，更重要的是，工廠不用支付給它們加班費。

真到了工業4.0時代，沒有知識資本的人將成為流浪漢，但沒有人有義務去救濟他們，因為他們疏于學習，只能被淘汰。相比之下，那些關注自動化、大數據、傳感器等先進技術的員工，則不用擔心丟掉工作。

最后，筆者提醒讀者，企業倒閉對于沒有知識儲備的人就是世界末日，而之于知識儲備豐富的人來說，只不過是換一個工作地點，重新開始！

3大可悲之處讓中國制造業無緣世界首富！

近日，2016年福布斯全球科技界富豪榜發布，這次上榜的100位富豪凈值資產總和達到了8920億美元，比去年增長6%。其中，中國上榜的科技富豪共有19位，排在前20名的依然只有4位，分別為阿里巴巴的馬云、騰訊的馬化騰、百度的李彥宏和網易的丁磊，中國內地富豪總共19位，幾乎全是互聯網科技巨頭，為什么制造出不了巨頭呢？或許來源于這三大原因。

在過去30年中，強大的加工貿易為中國躋身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立下汗馬功勞，但為何制造業出不了首富呢？

1.中國制造業的3大可悲之處

2015年初，胡潤富豪排行榜做出了回答。當時清潔能源公司漢能董事局主席李河君以1600億美元力壓王健林和馬云，登上中國首富寶座。脫離加工貿易的新領域似乎在證明中國制造的新階段。然而，三個月后，漢能股市遭遇腰斬、市值蒸發千億，李河君的“百日首富”宣告終結。

股市中的跌宕起伏原屬常態（或者反映出非實體經濟的虛幻性），令人驚懼的是其仿佛成為中國制造危機這一大序曲中的一個音節。在這篇文章中，郎咸平歷數了中國制造三個層次的可悲之處——第一，在國際產業鏈分工中處于依靠勞動力成本優勢的低端位置；第二，2008年后這種比較優勢難以為繼，流向美國和發展中國家的產業轉移開始；第三，轉型升級談了近十年，至今幾乎毫無建樹。

在這篇文章出版后的近一年內，中國制造的環境發生了至少觀念上的重要變化——比如，《中國制造2025》的出臺，展現出中央政府對于制造業的重視和想象，也當視為對德國“工業4.0”、美國“再工業化”的回應。但是，中國制造的困境并未得到有效改觀，“前有壓制，后有追兵”，“世界工廠”的工廠正在搬走。盡管這篇文章更關注B2C的層面，但對整個制造業產業皆有一定啟迪。

中國制造成本不再“廉價”

成就中國“世界工廠”地位的是什么？網絡給出的答案基本都是中國制造的廉價成本，包括廉價勞動力、土地、能源等成本。但如今，這些優勢基本已經蕩然無存。

人口成本持平美國

惠普和富士康在美國印第安納州開了一家工廠，在當地雇用了1300人。這些美國工人的最低工資是1250美元/月。當地聘請的技術管理人員月薪也不過2500美元。富士康目前在大陸的用工月薪，以鄭州工廠為例為3600元/月，是當地最低工資的近3倍；此外還需負擔工人五險一金的費用，加總起碼要花5000元。考慮到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成本，中美的勞動力成本相差無幾。從2012年起，富士康等公司將大陸工廠向西部搬遷來降低用工成本，正說明我們在用工成本上的優勢正逐漸消失。

能源、地租等優勢徹底消失

先看用電成本，中國工業用電一度1元左右，美國是我們的一半；天然氣成本中國是美國的7倍；物流成本，中國是美國的1.5～2倍。土地成本，中國全國平均工業用地102美元/平方米左右，美國中西部只有13～20美元/平方米；具體到一線城市，舊金山業用地成本只要46美元/平方米，上海180美元/平方米、深圳210美元/平方米。如果中國在人工成本上的優勢還只是被美國拉近了的話，你會發現其他成本優勢已被美國遠遠甩在后面，且綜合成本很有可能高出美國。

綜合營商環境位列全球中下游

營商環境是指本土和外國企業在中國經營時遇到的企業開放、經營、履約等方面遵循的政策法規，以及要遵循法律法規耗費的時間和金錢成本。根據世界銀行發布的《2014年全球營商環境報告》，中國在189個國家里排名96位。（根據最新發布的《2015年全球營商環境報告》，中國排名上升至90位，新加坡蟬聯榜首）

排名偏低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完全沒有做到“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政府管得太多了。2013年兩會，一位企業家拋出一張項目審批需經歷的“萬里長征圖”：一個投資項目從立項到審批，要跑20個委辦局、53個處室，蓋108個章，需799個審批工作日。這件事情在某種程度上推進了政府行政審批簡化的改革，但僅收回行政機構的某項審批權限是不夠的，還要通過其他改革讓政府部門真正為企業解決問題，而非制造問題。目前除憲法外，中國有現行法律239件、行政法規714件、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8921件。也就是說，政府部門可能按照被賦予的行政權力為自己制定出其他的行政審批權力，然后繼續產生**和企業營商環境惡化的問題。

再看中國中小型企業的融資成本，目前中國利率尚未實現市場化，維持著全球較高的利率水平。而且，中國商業銀行基本具有官方背景，在選擇借貸對象時往往很難完全按照市場原則把錢貸給更有償付能力的企業，而是很容易受地方政府的影響把錢貸給國企、地方性大企業。因此，中小企業即大多數民營企業，融資成本高達20%-50%，而美國的數據是10%；大型企業融資成本是6.5%，美國是2%左右。所以從融資成本上看，美國都比我們低得多。

中國曾經用來招商引資的核心競爭力沒有了，企業的經營成本甚至比美國高；一直被詬病的中國法制環境、知識產權保護等問題沒有得到有效解決。那些在中國建立工廠的外企，還有什么理由非要留在中國繼續經營？

2.“出逃”的工廠都去哪兒了？美國企業：受奧巴馬新政影響回流

目前很多美國公司，比如蘋果、通用電氣、陶氏化學、卡特彼勒、大眾汽車、福特汽車，在考慮成本等原因后將部分生產線遷回了美國。多份報告印證了這一判斷：2011年BCG報告稱，“在至2015年前后北美市場上銷售的產品在美國某些地區生產成本將與在中國制造不相上下，這種前提或將促使家電等制造行業回流美國”；Accenture報告顯示，“受訪的制造業經理人有約61%表示，正在考慮將制造產能遷回美國，以便更好地匹配供應地和需求地”。

奧巴馬新政是美國跨國公司回流的重要背景。2011年，受迫于美國高失業率的壓力，美國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向奧巴馬提交了一份《確保美國先進制造業的領先地位》的報告，明確說明“制造業回流美國能夠帶動就業”，并提出設立“先進制造業”。根據建議，奧巴馬政府在俄亥俄州等地建立“制造業創新中心”，希望透過技術創新引導高端制造業重回本土。其結果明顯：根據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2014年發布報告，2010以來美國制造業產出增加30%，制造業創造了64.6萬個就業崗位，為1990年以來的最快增速。

另外，美國政府不僅希望把美國企業的高端制造工廠遷回本土，還打上了低附加值就業崗位的主意。2013年，奧巴馬第二任任期的首份國情咨文稱，“要讓美國成為新增就業和制造業的磁場，大力振興屬于傳統強項的高端制造業，盡可能夯實中端制造業，同時不放棄紡織、玩具等處于價值鏈低端的消費品生產”。

3.比東南亞更危險的墨西哥

中國制造業的崛起緣起于20世紀80年代的產業轉移。20世紀80年代后期，“亞洲四小龍”開始放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與此同時中國大陸正在進行“改革開放”，憑借低廉的生產成本和政府開出的優惠政策，吸引大批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漸形成了“世界工廠”。20年后這一歷史正在重演：中國的生產成本不可避免地不斷上漲，越南、印度這些國家的成本優勢逐漸顯露，我們開始面對密集型產業轉移到東南亞國家的現實。

相對于東南亞國家，中國有一個更加可怕的對手——墨西哥。墨西哥不僅吸引到西門子、克萊斯勒等跨國公司，還悄然無聲地“突襲”了中國對美洲的出口額度乃至全球訂單。2009年，中國商品占美國制成品進口額29.3%，2012年這個數字下降到26.4%；2009年墨西哥商品占美國制成品進口額11%，2012年上升到14.2%。我們失去的美國訂單幾乎都被墨西哥搶去。根據《金融時報》，墨西哥制造出口曾落后中國10年之久，但在2008年、2009年之后已占據上風——“我們認為這種轉變很可能是結構性和可持續的”。

墨西哥的競爭優勢到底是什么？第一，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簽署過《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此外墨西哥已和44個國家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數量超過中國的兩倍。第二，墨西哥地理位置靠近美國，物流成本非常低。第三，墨西哥有中國所沒有的人口紅利。1.2億人口中有一半在29歲以下，且墨西哥從事制造業的本科生比例非常高（0.08%）。第四，墨西哥的用工成本只有中國的一半，盡管10年前用工成本是中國的三倍。目前，墨西哥的出口額已超過所有拉美國家的總和。

歸結起來，中國制造業當下的處境相當尷尬，完全是“前有狼，后有虎”，而且還必須在很短時間內實現產業結構升級，跨入美國、日本、“亞洲四小龍”的行列，否則一旦在產業結構升級之前先被奪走了低端制造，就很有可能落入“世界工廠”沒有“工廠”的境地。

結構升級十年卻毫無建樹？

早在十年前，我們的轉型升級已經開始，政府也有了相關意識。但是，政府和企業在轉型升級時犯了幾個嚴重的錯誤。

誰說勞動密集型產業無可取之處？

我個人從不反對產業升級轉型，因為中國的確需要高科技和資本密集產業，但是反對的是根據表面現象做出的決策。誰說傳統勞動密集型企業毛利率一定低？這是謬誤。

以美國玩具公司美泰為例，近些年的毛利率超過40%，與技術密集型的芯片企業毛利率相當。這是由于，美泰只負責產品設計、原料采購、倉儲運輸、訂單處理、批發經營、終端零售六大環節，而將附加值低的玩具制造交由中國工廠來做，從而掌握了玩具大部分的利潤。

目前地方政府僅看到玩具加工環節利潤少，便將整個玩具產業定性為低利潤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在進行產業轉型升級時放棄了玩具產業。其它加工貿易工廠都是如此，而不是發展“6+1”產業鏈的六個環節。很少有地方政府能夠清晰透過現象看清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本質；部分企業即便有搞研發的想法，也少有魄力和財力去發展全產業鏈。

另一種轉型升級的謬論是，地方政府在決策時徹底拋棄了原來的加工生產線，再花大價錢從國外買一條全新的生產線，認為這就是產業升級轉型。這種謬論更為可笑。

外資公司“斬首”中國制造企業

伴隨中國加入WTO、國際貿易大門的打開，與國際知名國企展開資本合作、改善技術和管理缺陷成為一種思路。但其實，這種思路往往是與虎謀皮。

案例：徐工退出卡特彼勒

1994年，卡特彼勒公司（建筑工程機械和采礦設備、柴油和天然氣發動機、工業燃氣輪機全球領先企業）進入中國近20年卻無法打開市場，試圖采取與中企合作的方式；同時，國內大型工程機械國企徐工打算“以市場換技術”。雙方一拍即合組建卡特彼勒徐州有限公司主營液壓挖掘機，徐工和卡特彼勒股份比例為40:60。

該公司運營伊始，卡特彼勒采取緩兵之計，稱公司在中國市場取得更強地位后再談技術的事。工廠建立前三年，卡特彼勒因不斷出口零件在中國賺取高額利潤，合資公司卻接連虧損。1997年，卡特彼勒在合資工廠虧損情形下要求追加第二期投資，恰逢徐工無錢可投，最終被迫賣出24.4%的股份，使卡特彼勒以85%的股份取得控制權。此后10年間，徐工根據合同無法生產高利潤挖掘機以防同業競爭，而被卡特彼勒控制的合資公司占領了中國高利潤挖掘機市場。徐工丟了市場，核心技術卻一點沒能拿到。

這種案例還有很多。在中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排名前列的多半是外資或合資企業。在中國28個主要產業后，有21個被外資控制多數資產，即外資是最大的股東。

在思考怎么做之前，應當清楚怎么想。如今中國制造應當不止于從工業經濟和服務經濟的角度思考問題，而應該進入體驗經濟的時代。體驗經濟是指企業以服務為重心、以商品為素材、為消費者創造出值得回憶的感受。傳統經濟注重產品的功能強大、外形美觀、價格優勢，但如今的趨勢則從生活和情境出發，塑造感官體驗及思維認同，為產品找到新的生存價值和空間。我們應清楚認識到問題的實質，避免曾經犯過的錯誤，否則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將是無稽之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