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信任，就沒有社會秩序。

這是兩年前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發布的社會心態藍皮書中的描述，當時曾引起社會各界強烈反響：“目前，中國社會的總體信任進一步下降，已經跌破60分的信任底線。人際不信任進一步擴大，只有不到一半的調查者認為社會上大多數人可信，只有兩到三成信任陌生人。”

誰偷走了中國人的信任感？回答這個問題，我想到了一個段子。

說是在如今的中國，賣包子的不吃自己做的包子，種菜不吃自己種的菜，賣藥的不敢吃自己生產的藥，賣奶粉則從不吃國產的奶粉......

這個段子本身就很好地從一個側面回答了我的這個問題。

當造假作假、坑蒙拐騙成為一種風氣，甚至成為一種理所當然的時尚，每個人能做的就只剩兩件事了。一個是只相信自己，另一個是絕不相信別人。

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被患上了欺騙恐懼癥，他們從小就被無數次教訓告誡，不要跟陌生人說話，而現實又強化了這個版本的判斷。

從前天災多人禍少，現在天災不少人禍則更多，每個人都不愿意輕易將信任贈送給別人。

連回家過年，長輩們也不免一概地會嘮叨上一句，“出門在外可得長點心”。

“快遞來了不敢開門，查水表的不讓進屋，入戶人口普查不得不改成去居委會報到......”

這些被拿來當做是信任感缺失的推舉案例，在我看來，不過是群情洶涌的現世社會里普通人正常而基本的自我保護罷了。

更可怕的不信任，在于群體心理的巨大分裂：

官民之間，人們不信辟謠，偏信傳謠；

商民之間，不信國貨，一味青睞洋品牌；

家長不信任老師，患者不信任醫生，觀光客不信任店家……

悲催！人們遇到事情，遇到人，總是將質疑放置在信任前面之時，而這根本不正常。

但說到誰應該對此負責，公平來講這是整個社會的共同失敗。

每個人都該對社會信用體系的巨大透支負責。官方的監督缺位，民眾價值觀的異化，客觀上都起到了為社會的負面與病態“添磚加瓦”的作用。

想起那句充滿正能量的網絡名言：“你所站立的便是你的中國，你怎樣，中國便怎樣。”

這話當然不完全對，但我們可以以此為鑒的是，應該放棄那種“一切假丑惡都是體制的錯”的公知思維怪圈。

修補社會信任的裂縫，需要民眾調整心態，用善心、平常心看待外部世界。

當然，更需要有關部門承擔起自身的責任，通過法律和制度手段規范社會秩序與道德，重建社會的公平與信任。

中國人的信任從未超出過家庭范疇。

經濟學家阿羅曾經這樣斷言，世界上很多經濟落后可以通過缺少相互信任來解釋。

而在中國社會中，社會中間組織一直處于缺位狀態。中國社會的信任依然停留在家族信任階段。

1、沒有信任，就沒有社會秩序。

社會學家齊美爾說：“信任是社會中最重要的綜合力量之一。沒有人們相互間享有的普遍信任，社會本身將瓦解。現代生活遠比通常了解的更大程度上建立在對他人誠實的信任之上。”

信任是建立社會秩序的主要工具之一。

之所以能發揮這一功能，是因為信任可以使一個人的行為具備更大的確定性。

增加行為的確定性又是通過信任在習俗與互惠性合作中扮演的角色來完成的。

信任早已成為人格中的重要品德而進入習俗，而習俗不僅在成長期塑造著人格，并且在其后，靠著對違約和失信者施加的社會壓力，約束著人們的行為。

2、中國社會依然是“低度信任社會”。

信任產生于社會中間組織。

社會中間組織是政治權威之外的社會力量建立的群體或組織，在社會結構中承擔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創造一個健全的社會，光靠國家機器和公民個人是遠遠不夠的，自由集合的“群”很可能將于人類共始終。

在這方面，美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按照日裔美國學者弗郎西斯·福山的說法，美國有著雙重的文化遺產：個人主義與社區主義。

美國不是純粹的個人主義社會，美國人非常喜歡社交，是對他人信任程度很高的民族，建立了極其發達的民間組織。

福山敏銳地觀察到這樣一個事實：“美國人是反中央集權主義者。但是那些同樣是反中央集權主義的美國人卻自愿服從各種中間社會團體的權威，包括家庭、教會、本地社區、工作場所、工會和專業組織等，他們是社團主義的支持者。”

他認為，美國是一個具有高度自發的社群傾向的社會，普遍地存在高度的社會信任，因而可以建立大規模的經濟組織。

在這種組織中，非血親人員可以輕輕松松地為著共同的經濟目標合作。

美國的個人主義與社團主義互相促進和制約，共同塑造著美國的文明。

在中國社會中，社會中間組織一直處于缺位狀態。中國社會的信任依然停留在家族信任階段。

幾千年來，儒家文明雖然一直在探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但中國社會依然是一個“低度信任社會”。

在這套文化觀念中，沒有個人的價值和尊嚴，而只有嚴格的等級秩序。

由于沒有彼岸的“信仰”和此岸的“契約”，其結果便是一種奇特的“二律背反”——

表面上形成了強大的中央集權體制，實質上整個帝國都是一盤散沙。

表面上家庭成為社會紐帶的核心，實際上信任從來也沒有超出過家庭范疇之外。

由于信任只是局限于家庭之中，使得人們在社會交往中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成本來與陌生人之間達成某種形式的“信任”。

這不僅對經濟的良性運行造成了顯著的傷害，也在很大程度上傷害著社會的進步和發展。

3、信任一旦打碎，恢復起來難上加難。

簡化復雜，是人類從生存中進化出的戰略。

而人類社會中的信任，則具體承擔著簡化復雜的功能。

總體而言，信任可以分為三類：人格信任、貨幣信任、專家信任。

人格信任是人類最古老的一種信任，在原始時代，在每個社會成員的生活圈子比較小的時候，那個時候的信任，基本上都是人格信任。

那時候挑選合作伙伴，挑選的都是某個人，而不是某個角色、某個分數、某個大學畢業的。

某人我知根知底，這就意味著他是可信賴的。這種類型的信任，叫做人格信任。

隨著生活圈子的擴大，當我們走出了血緣和熟人的圈子之后，就不再能夠找到所信賴的人保護我們，和我們交換，和我們合作。

我們走到了陌生的圈子里，在很大程度上告別了熟人，但是還需要合作，還需要交換，因為社會生活就是建立在社會交換的基礎上的。

這時候人們就只好尋找建立另外一種社會信任機制，其中之一是貨幣。

當你拿著貨幣的時候，這地方你誰也不認識，不要緊，你可以靠你的鈔票來住店，靠你的鈔票來坐船、坐車、坐飛機，都不會有問題。

貨幣信任的結構是從眾，即貨幣（尤其是紙幣）在流通過程中已被證明是可行的，通過了人們日常生活經驗的檢驗，為人們所普遍接受。

第三種信任機制是專家系統。

當“熟人”當中沒有能幫你解決特定問題的人時，就需要求助于“專家”。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如果你生病了，就要找一個好大夫去看。

找誰看？你說不清楚，不認識人，更不認識這樣的大夫。那怎么辦呢？

你會找一個好醫院，找這家醫院里一個大牌醫生，教授級大夫，主治醫生，掛一個14塊錢的號，這樣你就會覺得心里踏實了。這就是專家信任。

人格、貨幣、專家，這樣三個系統支撐著我們社會中的全部信任。

而目前中國發生的信任危機，就是在這三個系統里，都出現了嚴重的問題。

正如上文提到的，同發達社會中的系統信任相比，我們社會的系統信任還遠不完善。

我們在更大程度上還必須依賴人格信任，熟人間的信任仍是我們社會賴以立足的基石。

從“殺熟”成為中國社會一種普遍現象開始，我們賴以存在的最基礎的信任結構開始瓦解。

“殺熟”標志著不僅在陌生人中缺乏信任，而且熟人中的信任也日益喪失，意味著社會信任降到了最低點。

一個社會當中的信任，是該社會數千年文明的結果，所造就了有些社會的成員信任度比較高，有些社會的成員之間信任度稍低一些，但是每個社會都享有一定程度的信任。

這個是幾千年文明的產物。

但是當社會一旦把它打碎，要想恢復的話難乎其難，甚至要以“代”為單位才能得以轉變。